2022年12月6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75讲——“先秦诸子与希腊诸子的跨时空比较：公共经济思想的源与流”在线上举办，共100余人参加。讲座由北京大学威廉希尔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座邀请WilliamHill官网教授、经理宋丙涛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威廉希尔经济史学系张越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威廉希尔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席天扬长聘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讲座伊始，宋丙涛教授以一首自己改编的歌曲《需子之歌》引出主题，他认为先秦诸子都有该歌曲中所表达的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化不可能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基础上达到后来的大一统。而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要把一群散沙一样的人组合成一个社会，这也是公共经济思想的核心。
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来讲，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也存在类似的目标，即把各种人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思想渊源，都存在“诸子学”的研究对象。从关心公共经济的角度，宋丙涛教授选取了周公、管子、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核心的人物作为东方文明研究对象，并将墨子、庄子、屈原作为对照组；选取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修昔底德等人物作为西方文明研究对象，并将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丁作为对照组。他认为，东西方早期思想家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类似的，但在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思想，又经历了思想碰撞后，东西方产生了不同的主流。
首先，宋丙涛教授讨论了东方诸子思想。先秦思想的主流，大部分诸子百家的思想志向都是研究公共经济。他认为，先秦诸子绝大多数学派都关注“道”，这种“道”就是公共经济；先秦诸子关心的是集体生活，他们都认可社会集体中存在可共享的东西，也就是公共经济；因为对它的理解还没有达到今天的公共经济学认知的程度，所以都用“道”来表述。先秦诸子努力使这种看不见的“道”转别为看得见的东西，因此便通过器物表达“道”、表达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思想中所争论的理和气、有和无、器和道，其实就是对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认知。
东方诸子对公共经济的认知经历了从形到（天）象、到（礼、币）器、再到（天、公）道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西周以前经验的总结，也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源泉。西方诸子思想的源有两部分，一是希腊世界的知识，包括荷马史诗等神话体系和希腊城邦神文化与商业殖民经验；另一部分是中东的治理经验，包含泥板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前者是埃及、巴比伦、波斯与迈锡尼等国的君主治理经验，后者是中东犹太教传统的宗教经验。宋丙涛教授认为，西方诸子的源和东方诸子的源是一样的，但是西方诸子没有充分吸收前人经验的过程，而东方存在一个充分吸收的过程，有一个思想不断演变、拔高的过程，所以双方的思想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果。
接下来，宋丙涛教授对先秦诸子的公共经济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从商朝到周朝经历了殷周之变，其本质是神俗之变，这其中周公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公对商朝的制度进行了继承和改革，在去神的同时，构建了一套以德性要求为主的治理理论，包含从天命到民本的治理原则，其本质是公共产品的供应。从周公到孔子之间，出现了很多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孔子集大成的思想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子和管子的探索。老子的《道德经》将“道”和“器”明确地区分开，并将周公的做法、“德”的治理原则、对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要求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管子从可行性的角度改进了周公建立的概念体系，对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具体现实问题，如农商本末关系、德治法治关系进行了分析。
孔子在前人基础上，提炼出了相当完备的国家治理理论，这其中包含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更多的则是对前人思想中不属于国家治理、公共经济的部分进行剥离。孔子的思想是对周公的理论化，其贡献在于删诗经、增易经、著春秋、定六艺、开私学、推君子等，其中删诗经是制定公共经济从业者的话语体系，增易经是用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著春秋确定了史学政治导向的发展方向，定六艺构建了国家治理模式，开私学建立了公务员教化体系，推君子建立了利他决策者理论。宋丙涛教授认为，用今天的经济理论回过头来评价孔子的贡献，孔子奠定的儒家思想几乎就是现代的公共经济思想。孔子的创新性贡献在于：把周公的民本思想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中的目的论，这也就是经济学当中讲的需求决定供给，即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就是要为消费者（民众）服务；奠定了非血缘的家国天下模型，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世袭，消费者则不分民族共享公共产品；将孝道理论同利他心、社会性培育机制结合，用科举制选拔公务员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君子小人理论、社会差序结构对社会进行分工；奠定公务员国家治理的行为规范——忠和恕。
随后，宋丙涛教授总结了孔子公共经济思想的特征，包括利他精英君子理论，内涵是公私利益的协调；仁义目的论，内涵是消费者决定论；礼乐行为论，内涵是供给者服务论；将利他主义回归到世俗的人身上，把供求关系从供给者（神定）决定变为需求者导向；以人为本，从“天意即民意”的消费者逻辑推出人本主义治理逻辑；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分工主张。孔子在理论上主张公共经济活动与私人经济活动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但在现实中却难以明确区分，因此在孔子之后出现了孟荀关于人性的争论，即人性善和人性恶的假设，这奠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中对人的全面的认知。这两种假设产生了新的法家。法家的发展使中国的公共经济出现了新的模型——商战模型，其本质是关于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关系的讨论；除此以外，法家还发展出了供给者内部决策者和执行者关系的模型。儒和法的综合构成了整个治理理论，其本质是共享哲学，包含供给者、消费者、执行者三类主体，公共产品的结构包含生存与发展。宋丙涛教授认为，与东方诸子相比，虽然西方诸子面临的初始问题相似，但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过程，最后思想中国家治理的成分越来越少；而中国先秦诸子最后的落脚点是一个体制——儒法国家，核心是世袭君主制、郡县制、科举制、官僚制，这些体制很好地解决了公共经济中的供求关系问题、供给者内部执行者和决策者的关系问题、以及大国治理的央地关系问题。
讲座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席天扬长聘副教授认为本场讲座主旨宏大，见解深刻，通过“公共治理”这一核心概念将中西方制度变迁的逻辑脉络串联起来，十分具有启发性。他认为，西方制度变迁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础、不断进行国家建构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个人携手并进，又对公共空间形成挑战；国家治理和公共治理有细微差别，应当区分儒家思想中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维护自上而下社会秩序的部分和站在大众角度自下而上看社会的部分。随后，他和宋丙涛教授就公共治理与国家治理进行了交流讨论。
周建波教授认为，这次讲座可以归结为对周孔之道的论述，宋丙涛教授将先秦诸子的理论纳入公共经济的供给需求模型，十分了得。周建波教授认为，西方学术偏重理论架构，中国学术偏重来龙去脉，要想更好地研究中国史，必须向西方经济理论前沿学习；要想更深入地理解先秦诸子国家治理的思想，必须贯通中西方研究与认识。他分享了自己在研究这一时期经济思想过程中的体会，就一神教问题和讲座中提及的公共产品供给者——皇帝制度做了补充，并和宋丙涛教授进行了讨论。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威廉希尔微信公众号）
